给我几个有关祖国新变化的故事

给我几个有关祖国新变化的故事

刚解放时中国新政府不被美国等一些强国承认，经济上受封锁。这也是当时没有收复香港的原因，香港作为大陆与海外交往的一个跳板。 经过几十年的混战，中国得到统一，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人有很高的威望。刚解放是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时候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大多数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实行计划经济，那样东西生产多少是计划好的，买东西要有相应的票才能买到，物质上很贫乏。那时后中国几乎没有汽车，而如今满大街都是，可以说你现在所能看到的是以前没有的，以前的东西很多在现在都见不到了。变化是巨大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在硬件上走完了西方国家百多年的路程。 举例 重庆:交通方式最丰富的城市 “你们今天过来,二三十分钟就到了。原来跑一趟,起码得三四个钟头。”在重庆教育学院的家中,58岁的赵心宪教授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 “除了求学7年的时手明敏间,我一直在南岸工作和生活,可谓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所以常常戏称自己是‘重庆土著’。”赵心宪说。 星移斗转槐镇,变与不变实在很难道清。虽然已在同一个大学校园里生活了几十年,赵心宪却越来越感觉自己总是置身在新的城市之中。“出去稍长一点,回来就要倒‘时差’,真正是日新月异。”刚刚从欧洲游学归来的赵心宪,对此感触更深。 重庆教育学院大门前,直辖前还只有一条泥土路。过往的车辆不多,但只要一过车,满天尘土就会在校园上空游荡老半天。从市中心的渝中区到南岸,过了石板坡长江大桥就是一座狭窄阴暗的隧道。“很多人都把那个隧道作为出城的标志。”赵心宪说。从渝中区到南岸区是出城,到位于南山脚下的教育学院,则是真正的“下乡”。上山下山、转车过渡,一趟折腾下来,浑身上下早已变得灰不溜秋。 现在的校门前变成了宽阔的马路,最近又实施了“白改黑”,更加光洁平整。在校门口坐车,穿隧道、上高架、走环线,说到就到。“8小时重庆”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半小时重庆”加速了经济、文化、教育、智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流与整合。轻轨、索道、隧道、缆车等等,使重庆成了全国交通方式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多彩的灯饰、错落的地形和建筑、流连的江水,使重庆拥有了“东方的曼哈顿”、“西部的维多利亚港湾”的美誉。 2002年,石板坡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头被凿开,阴暗的隧道变成了畅通的快速分流道。在赵心宪眼里,这座城市的融合发展,正像车流一样,变得越来越快。 盐碱滩上的绿色奇迹 黄昏时分走出家门,到楼下的公园里散步是钱贵明每天的“必修课”。 住在天津滨海新区的核心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恂园南里的钱贵明,是泰达生态园林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技师。生长在他家楼旁这座占地七千多平方米公园里的许多树种,就是他亲手繁育、移植到这里的。 如今,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这样的公园比比皆是。放眼望去,一派葱茏。 20多年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一片海盐田、卤化池上诞生的。按照常规,如果土壤含盐量超过0.7%,植物就难以成活,而这里的土壤含盐量却高达4.6%!而且还经常刮“盐尘暴”,因此被专家称之为“绿色植物的禁区”。为建设与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相适应的城市绿色环境,当时的开发区管委会组织了总共七八个人的一支绿化队伍,拨出50万元,开始了盐碱滩上的“绿化攻关”。 “攻关的苦和难,真是难以叙述……”钱贵明告诉记者:当初,他们虽然只选择栽培白蜡、圆柏等一些抗盐碱的树种,但成活率依然很低。后来又采取“穴状换土”的办法,但由于出现“土壤次生盐渍化”,试验也宣告失败……再后来又陆续摸索出搞“侧渗槽”排盐、铺设盲管和淋层、回填客土等方法,最终取得成功。 为了抵御“盐尘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从1989年开始营建环保防风林带。在总长约28公里的环状带上种植了50米宽的刺槐、柽柳、金银木、三倍体毛白杨等耐毕枝生树种,到2004年这项工程完工时,这条“绿色项链”已使滨海新区“盐尘暴”的发生率下降了80%以上。 钱贵明说:经过20多年的奋斗,目前天津开发区累计建成绿地面积815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31.55%,人均绿地面积39.3平方米。2003年天津开发区被评为全国绿化园林先进城区。今年他们还专项投入500万元,实施立体绿化和园林景观艺术化工程,使这座滨海新城的绿化指标和质量居国内一流水平。 “老丽江”见证古城变迁 连续几天的阴雨,使得云南丽江古城弥漫着寒流的气息,在瑟瑟的秋风中,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依然挤满了这个有着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小小古城。 “这里的变化太大了,大家吃得好了,住得好了,穿得好了。”1928年出生的吴积仁老人,78年来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古城,9月14日下午在家中,向记者激动地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古城的变迁。 在他的记忆里,儿时的古城就已经是一个热闹的商埠,但是其规模和经营的商品种类无法与今日相比,古城的基础设施也是极其简陋和破旧,当然更没有前来休闲度假的游客。 他家当时就住在古城大石桥附近,全家人靠一个小杂货铺勉强维持生计。使他至今难忘的是8岁那年,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来到了古城。住在他家的红军帮助挑水、扫地、劈柴,和蔼可亲,还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成了他后来投身革命的重要原因。 1949年5月,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游击队,同年便加入了共产党。参军、当干部、做老师,直到1986年从县文化馆馆长的岗位上离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丽江这个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开始焕发了勃勃生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虽然后来遭遇了大地震,古城受到了破坏,但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关怀帮助下,古城得到了迅速的修复和发展。 游客年接待量现已达到400多万人次,税收大幅度增加、古城居民的收入也逐年提高,日子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离休后的他,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光,决心用照相机记录下故乡的变化。他背着自费购买的照相机,踏遍了古城的每个街道和角落,跑遍了全县的大多数村寨,至今已经拍摄了4万多张照片,其中一部分有关古城的照片已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资料。 吴老一边向记者展示他拍摄的众多照片,一边感慨地说:“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你瞧我家里,住的是两层小楼,有电视、手机、冰箱、DVD机,光照相机就有10台,真是应有尽有、样样齐全,儿女们全都有工作、有自己的住房,还出了两个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