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广泉的艺术人生

丁广泉的艺术人生

丁广泉在相声界算是个另类。看他的名片便一目了然——“京城洋教头”几个大字印在最醒目的位置。作为侯宝林大师的第七位嫡传弟子、马季先生的师弟，在外人看来，他有些“不务正业”——从1989年收了第一个洋学生大山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18年来陆续收了7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洋徒弟。

在相声界他是个另类，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专赚美金”，但他带出了70多个国家100多个洋徒弟。 春节期间，相声演员丁广泉忙得不亦芦肢乐乎，一边和他的洋弟子走南闯北，忙活着各省市的春节联欢晚会，一边在筹划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京城洋教头”丁广泉》。

如今，丁广泉仍住在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宿舍楼里，两室一厅的房子挤得满满当当。一进门，夫人便把记者拦在门口，显得很不情愿：“他从昨晚到今早还没有睡呢，中午还要去中央台录节目，你最好一小时结束采访，让他能睡上一会儿。”“没关系，你别管了。”说话间，丁广泉迎了出来。 客厅的墙上挂满了照片，除了一张全家福，其他都是他和洋徒弟的合影。看得出，洋徒弟已经融入了丁广泉的生活。“我家简直就是一个小联合国。” 丁广泉满脸自豪。

2006年末，随着马季先生的去世，关于“中国相声江山已去”的言论此起彼伏，而在丁广泉家，来拜师学艺的人却有增无减。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相声最初是什么样了，看到一个郭德刚火了，就一拥而上当‘粉丝’，觉得他就是明星，实际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相声的历史背景，这也是我决定写书的初衷。”

回顾自己的曲艺人生，已经63岁的丁广泉感慨万千：“我们这一代，中国相声的几起几落都经历了。其实相声发展到今天，都是跟着社会形势走下来的，社会的环境很重要……” 1944年，丁广泉出生在西单新皮裤胡同，祖上三代都以厨艺为生。丁广泉出生时，正是相声最危急的时刻。“中国相声最初都是地下的东西，难登大雅之堂。等到解放前夕，这种‘伺候人的’、‘低俗陈旧’的表演与新形势不符，相声演员甚至一上台就被轰下来，觉得有损新中国的形象。”

此时，侯宝林、老舍先生等正齐心协力改造相声，把它重新推向舞台。侯宝林的《婚姻与迷信》创作于1949年，把讽刺和歌颂结合得恰到好处，成了“新相声”的范本，打开了“艺术服务于政治”这扇本不属于相声的大门。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艺人”改称为“同志”，相声演员终于堂堂正正地被称作“文艺工作者”，得到了社会的青睐。

直到丁广泉六七岁时，才第一次听到相声。“那时邻居家刚有了收音机，一到晚上，大杂院里的人就围坐一起边吃窝头咸菜，边听着话匣子，嘻嘻哈哈地捂着肚子，一阵前仰后合。收音机的声音总是开到最大，播的是侯宝林的《婚姻与迷信》。” “其实没听懂什么，就跟着大伙儿一起乐。但我发现很少有笑容的母亲笑了，我心里就想，这玩意儿真好，能让大家都笑。”

相声已经在丁广泉年幼的心里扎下了根。上学后，他加入了学校的文艺队，业余时间学说相声。“1951年侯宝林的相声走进中南海，毛主席听后，相声在民间曲艺中的地位更高了。”丁广泉也有了自己的偶像——马连良、梅兰芳和侯宝林。“别人给我一张照片，呀，大黑牙，禅逗是侯先生！我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把它挂在墙上。” 当时丁广泉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考进中央广播说唱团，拜侯宝林先生为师。

三年自然灾害后，部队文艺红火起来，带动了地方文艺，以马季为首的新一代青年相声演员脱颖而出，掀起了相声的第二次高潮。伴随这个大潮，1964年丁广泉进了国防科工委文工团。“当时很不情愿，我先考上中央广播说唱团，都要去报到了，又被国防科工委看中，国家规定一切服从部队，我不得不去。” 丁广泉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拜侯宝林为师竟晚了近10年。

1973年，丁广泉终于在老作家苗培石的引荐下，见到了侯宝林先生。当年，相声界拜师极为严格，必须有“引、保、代”三师(引荐人、保人和代师传艺人)。就这样，苗培石为引师，文学家吴晓玲(胡适弟子)、武生泰斗王金璐为保师，丁广泉正式成为侯宝林的第七位入室弟子。

为什么等了这么久？ “相声断魂‘文革’，相声团体几乎都解散了，直到粉碎贺哗卖‘四人帮’后，才迎来了鼎盛时期。姜昆、牛群等演员火了起来，老、中、青三代相声演员衔接在一起，又赶上刚刚让老百姓说心里话，还有人可骂了，骂‘四人帮’淋漓尽致。那个时候，只要把话筒往台上一摆，就是掌声，收视率不亚于现在的超女。姜昆走到哪里都被围得水泄不通，这是相声的顶点。” 当洋教头的丁广泉总会遇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 就拿这次春节来说，某电视台一档娱乐节目，想找人来评点2006年的中国人物，对象是赵本山和张艺谋，主要以批评、调侃为主，中国演艺名人谁也不愿参与。栏目组便给丁广泉的徒弟打来电话，不明真相的洋徒弟摸不着头脑，但丁广泉急了，“你们谁也不准去，拿你们开涮，借你们的口骂人，以后你们见到人家怎么面对？”此时的丁广泉俨然一个家长，维护着自已的弟子。 丁广泉从不拿洋弟子的国籍、种族、肤色及个人的隐私“开涮”，“要尊重他们”。

2006年12月29日，丁广泉在山西举办收徒仪式。具体说，有10多个老外和20多个中国徒弟集体拜师。然而，拜师会却出了问题。 “当地矿上很热情拉着我们去演出，大家突然发现汽车油箱冒烟了，司机检修后确定只是空调问题，影响不大。但有些外国学生就拒绝上车。矿上的工人很不理解：‘我们好心怕你们冻着，才把空调开得太大，而且检查了没有问题，为什么不上？你们外国人的命就这么值钱？’外国学生也费解，‘他们这是什么精神？不怕死？’爱尔兰学生还说：‘今天12月29日，我不能献身！’”丁广泉非常理解，“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没有什么对错，愿意坐的上车，不愿意的打车，大事化小。”“洋教头”镇住了局势。 “你们为什么对中国相声这么感兴趣？”记者问。“对学汉语很有帮助，很多留学生私下都这么说。”朱立安说。

如今，“洋教头”不仅在家里教徒弟，还经常被邀请到各个大学进行“趣味汉语”讲座。 满口京腔的朱立安体会最深，“现在所谓的速成语言教学太多了，什么‘轻轻松松、每天15分钟’。因为太轻松了，念完就完了。但是相声不同，你要演就要背下来，哪怕不明白也要死记硬背。俏皮话什么的，都有功夫在里面。相声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你说好了，观众有掌声有笑声，如果观众不笑，说明你说的不好，不像在课堂上朗诵演讲，永远不知道自己进步没有。” 丁广泉感到很欣慰，“我们几代相声演员，包括马三立的上一代，都试图把相声翻译成外语，但都不成功。外国人以前都觉得中国人很严肃，很苦涩，没有幽默细胞。其实我们很早就有《笑林广记》，任何国家‘笑艺术’的发展都没有我们长久。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把相声介绍到国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