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取得的正确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失误、教训的纠正和借鉴的产物。 从1956年至1965年底，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艰难的、曲折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是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 1957年开始出现“左”的错误，主要反映在政治上。 1. 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予盾。” 2. 错误地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3. 错误地提出所谓“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命题。 4. 对1956年在经济工禅早作中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决策进行错误的批判。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来时间还很短，实践经验极其有限。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由于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对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民袭羡族诸方面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尚缺乏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如何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还刚刚开始思考，这就不能不存在种种局限和弱点。基于这种种因素，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不可避免出现曲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 1958年到1960年，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在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背景下，出现了“高举三面红旗”的超常状态，这是八大前后探索建设道路积极成果的倒退，使“左”的错误倾向大大发展。 探索中出现的巨大曲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取代了八大正确路线。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以否定八大关于国内阶级状况、主要矛盾的正确估量为前提；是在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经济工作纠正急躁冒进地正确决策和否定八大肯定的综合平稳、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是背离八大正确路线的产物。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不能设想，一条忽视了客观的经注规律的总路线，能够指引我国人民实现建成现代工作、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的缺点，也就是它致命的弱点，它的确定标志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 （2）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取代了实施八大实施八大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一味强调所谓“破除迷信，”“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形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等等；与此同时，在不断错误批判反冒进的“左”倾思想膨胀的拍袭拍气氛中，实事求是原则一再淡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转入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以钢为纲”的轨道，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在“反右倾”运动中，1959年底到1960年继续“大跃进”。致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再次全面地泛滥起来，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1959年到1961年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3）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动，取消了八大前后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八大前后，党中央针对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和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提出了正确解决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问题和建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设想，这是十分适时和符合实际的。 但是，在“左”倾思潮膨胀的情况下，加上理论研究不足，组织工作粗糙，没有经过认真试验，在“大跃进”运动发动到高潮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盲目的经济体制的变动，抛弃了八大前后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设想。 一是盲目的、过多地下放中央管理权力，上下不配套，造成新的混乱。 二是急于变合作经济为国营经济和全部消灭残存的私有制经济成分。 三是轻率地发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企图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依靠不断人为地提高生产资料公有程度、缩小商品生产、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迅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毛泽东痛切地感到：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指出：大跃进中，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都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顾到。根据这些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内部有三种平衡，即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这是对八大以来我党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深化。 “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实践中，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新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这是党内的正确发展趋向。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所以，自八届十中全会后，“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这是党内的错误发展趋向。这5年间，两种趋向经历了从并存到“左”倾的错误倾向逐步占上风的过程。由于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本身存在弱点，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认识不尽一致，它终于无法阻挡错误发展趋向进一步膨胀，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左”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化、绝对化、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了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使会议突出地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 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斗争的理论上，把1957年以来的“左”倾错误越来越升级，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绝对化。 第二，在实际工作上否定了党内经济形势的正确估计和贯彻“八字”方针的一些正确措施，使“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 所谓“黑暗风”，是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正确估量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错误批判。 所谓“单干风”，是对邓子恢等主张支持农民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责任制的错误批判。 所谓“翻案风”，是对纠正“反右倾”以来党内过火斗争偏差进行甄别平反的错误批判，也是对彭德怀的正当申诉的无理指责。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都是党内对经济形势的正确估计和调整国民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正确的措施。毛泽东不同意这些看法和意见，并武断地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修正主义，是党内一些人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动摇。甚至尖锐地提出党内、国内出现修正主义危险的现实可能性的问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