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的人物性格

叶公超的人物性格

叶公超是位不易被别人了解透彻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异常复杂；有时治事严谨，有时又游戏人间。据他生前好友的回忆，叶公超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的夫人袁永熹长期在美国工作，任加州大学研究员近三十年。她格调高，气质不凡，是野桥位荆钗布裙洗尽铅华的学者。鉴于她受的西洋教育，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另由于叶公超本人长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不能赴美与妻相伴，因而俩人分居近四十年，夫人只在双十节回台一天，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双方互不提对方。对感情丰富的叶公超来说，内心自然倍感寂寞与痛苦。一些妙龄女郎，见到这位文采风流的世家子弟，既具文学家修养又具艺术家气质，兼外交家风度，因而难免为其丰仪所倾倒。这样便有叶公超的不少风流佳话。陈香梅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双橡园主人的风采，使华盛顿的上流社会，既尊敬又愿意亲近他。“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生命里的春天，任你陶醉。”叶公超在台大和师大兼任教授时，当他讲到“秋天落叶落地的声音”，眉飞色舞并配以美妙的手势，这使崇拜他的女生向“叶老师”争取一席红粉知己的地位。当然，这“红粉知己”也可作广义解释：如在叶公超挥毫作画时为其研墨，或陪“叶老师”在台北中山堂听《玉堂春》京剧。据说叶公超的“红粉知己”有四位，其中有一位“红袖添香”者在叶的葬礼上还低声哭泣。正如台湾黄湜所说：“叶先生不比常人，因声名过大，温泉试浴既不可能，新潮理发又不能有，即使有红粉知己添香伴读亦不为过。”又据陈晓筠说，叶公超做“外长”时居台北罗斯福路，有一名义上的表妹，外交界同仁呼其为“文姬”。叶后来赴美任“大使”，“文姬”未随赴任所，正式嫁给一卸任“大使”许先生。当时有人做打油诗半首曰“文姬重归汉，许郎又成仙”，成为一时佳话。尤其是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的夫人玛丽，对“乔治叶”漂亮的英文书法爱不释手，无端也要写信给他，并对叶用英文爱称而不呼其名，其亲密程度可想而知。本来，能爱与被爱，生渗御命就如花朵之怒放，才高且气雄豪者被海内外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事。所不同的是，叶公超奉命返台不许返任后，不但不被准许出台，连教书也被禁止，昔日好友颂喊猛部属多不敢探望。在客况萧条、人情冷暖且无家室之乐的情况下，他在台北住博爱宾馆时感到异常苦闷，曾要国民党在岛外办的《香港时报》的采访副主任于蘅打听认不认识以媒介色情为业的名女人何秀子，以替他找个高级妓女到台北附近的新店市碧潭去泛舟。当于蘅在悼念叶公超的文章中披露此段未果的秘闻时，有人又打电话又写文章骂于蘅破坏了叶公超的形象。于答辩说，叶公超“是不拘小节的人，我写何秀子一段，正足以衬托出叶先生的豪放、率真超乎常人。我之所以这样写，只在描绘出叶先生做人的诚恳、真实。唯诚与真，才能不朽”。 叶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表在《联合报》上的《病中琐忆》中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

正因为他的心情欠佳，身体竟一天天消瘦下来，眉宇间有一股无法描述的萧索之情，与当年陪同美军顾问团在花莲围猎山猪，在射击场与美军展开竞赛时的豪情逸兴判若两人，故梁实秋这样形容叶公超的余年：“情况相当落寞。”落寞的叶公超是不进教堂的老基督徒。他认为信仰宗教可给人一点悔过、安慰和寄托，另还可勉劝人们为善多做好事。除做好事外，叶公超利用自己鉴赏文物的才能卖点古玩，还出售他的墨宝、兰竹。为了把生意做大，他希望在新加坡举行画展，托人请南洋著名侨领、新加坡胶业巨子李光前剪彩。李光前系左派人士，可叶公超为了卖画糊口，也顾不上这些了。李光前鉴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托词不担任剪彩人，但答应由前来说项的赵世洵代他挑一张售价最贵的竹子由其买下了事。

叶公超时而执教，时而执笔，时而从党，时而从政，时而主持侨务，时而主持外交，时而服务国内，时而奔波海外，终于劳累过度，于1981年11月20日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息，享年七十八岁。他去世后，治丧委员会在《叶资政公超先生事略》纂述其生平时，只字不提他被蒋介石罢官一事，仅轻描淡写叙述他于1961年奉召回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官方对他评价不公，所以台湾暨海外不断有他的亲友、同僚、弟子发表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这些文章写尽叶公超平生为人，包括其功勋事业、文艺修养、千秋风骨，兼及红颜知己，由著名史料专家秦贤次编辑为《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6月15日出版。这本书的许多作者，用聪识通明、坦率真诚、风流儒雅、艺文惊世、清高绝欲、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对叶氏的崇敬。1981年12月2日，台北“中华电视台”新闻杂志节目以“奇才叶落”为题邀请黄少谷、钱穆、杭立武、李国鼎等人演讲叶公超其人其事。他们均一致认为：叶公超生在国家的忧患时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场之中，可他又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这就难怪程沧波在送他的挽联中说他“苍凉身世又谁知”，这真是他晚年抑郁心境的最好写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