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派对于后来诗人有哪些影响？

性灵派对于后来诗人有哪些影响？

袁枚的诗作和诗论在当时即广泛流传，他的诗集文集多次被书商翻刻，“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当时有位朝鲜使臣来北京欲以重价购他的诗集“竟不可得，怏怏而去”。足见袁枚的诗论和诗在乾隆、嘉庆时期产生空橘了巨大影响。后来人一方面对性灵派理论作进一步的补充发挥，一方面力争作出具有真情新意的好诗。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这与性灵派观点极其一致。再后来迅老的毛主席也非常爱读《随园诗话》，并且引发了许多心得体会。作诗自古就有重情与重意之分。晚唐诗人比较重情，如温庭筠、李商隐等。宋诗又比较重意，如苏轼、黄庭坚等。但这也仅只是“比较侧重”而已，而不存在有意无情或有情无意的诗。即使是同一个人做的诗也会有区别，有的诗他可能偏重于情，有的可能偏重于意。不管偏重于哪一方面，但作诗要有新意、有真情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20世纪出现的新诗虽然在诗的外形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斗昌团写新意用真情仍然是创作中的灵魂。性灵派对于作诗的理念至今可鉴。上面我们只是说偏重于主情或偏重于主意，但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情和意不可能硬性分开，就好像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共处一体，没有明显的界线一样。一首好诗应当是情与意俱到好处。